06/27 「轉」為倭寇平反：倭寇，大明王朝時代的謊言 (四)/Job賈乞敗、程式交易叫阿程團隊 @ 法意PHI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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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倭寇首領名錄

此倭寇首領名錄的出處爲上世紀30年代由陳懋恒所著的《明代倭寇考略》，此著作被視爲倭寇研究的經典代表著作，彙集了幾十種史料和地方志，可信度高。名錄按照倭寇首領的重要性、影響力、所處時期等爲標準進行了排序，可以看出，絕大部分所謂的重要“倭首”都是中國人，即便是在中下級的首領中，日本人的名字所占據的比例也非常低。也就是說，所謂的明朝倭患，其領導人基本爲中國人。

王直之外，其他中國海商和海盜的命運亦十分悲慘——如徐海投降後仍被官兵圍殲，走投無路，在平湖林埭鎮獨山塘投水而死。在當地，《林埭鎮志》的主編陸伯鑫將我帶到一座名叫清溪橋的古橋上，橋下的碧水就是獨山塘，眼前的田野仍是一片青翠。“沒什麽遺迹了，”他說，“原來有座東岳廟。老百姓都說，這裏人死太多了，東岳廟是管鬼的。”那近萬名已經投降却仍被屠戮的中國海盜，早已化爲塵土，年年滋養著稻菽。而在徐海、王直死後，倭患也幷未平息——誘殺王直，讓朝廷在海商和海盜中信義盡失，他們由絕望、怨恨而至徹底墮落，王直臨死前所說的“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一語成讖，很快“新倭複大至”。在俞大猷、戚繼光等全力攻打下，毛海峰先據岑港堅守，後突圍南下占據福建浯嶼，進行了瘋狂的報復，閩廣遂成倭患的重灾區，沿海縣城紛紛淪陷，天下震驚。古來殺降不祥，就在王直死後不久，胡宗憲也被反復彈劾幷下獄，最終含恨自殺。

可以說，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萬千中國“倭寇”人頭落地，而連綿的動亂和鎮壓也極大地消耗了明王朝，亦使東南沿海富庶之區遭到嚴重的破壞。朝廷逐漸意識到這一點，1567年嘉靖皇帝駕崩後，新即位的隆慶皇帝立即批准漳州月港開放海禁，“准販東西二洋”。鐵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終于從內部撕開了一道小小的裂縫，依稀透進一綫曙光。而諸多找到生機的中國“倭寇”亦很快由寇轉商，“倭患”迅速得到了緩解和平息。從這個意義上說，“嘉靖倭難”實乃一場能避免而又未能避免的歷史悲劇。

一場虛構的異族入侵

綜合以上諸多史實，再參照中外歷史學家的衆多論著研究，從世界史的角度來考察“倭寇”，就會發現，倭寇歷史可大致歸納爲前後兩期。前期倭寇指的是14、15世紀進犯朝鮮半島，以掠奪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爲目的的倭寇，以及元末明初時與方國珍、張士誠餘部勾結犯山東的倭寇，這個時期的倭寇基本爲來自日本的“真倭”。而後期倭寇，即16世紀的“嘉靖大倭寇”則爲“假倭”，確切地說是“中國之寇”。

然而，歷史的詭異在於，既然如此多的史料都證明所謂的嘉靖倭患乃明朝內部民變，爲什麽史籍仍混淆是非，不加區分，一概稱之爲“倭寇”。而這個巨大的謊言竟然延續了數百年，直到今天仍混淆不清，迷霧重重？

答案是複雜而微妙的。

考察嘉靖朝的社會環境，在殘暴嚴厲的海禁法令下，入海者一旦事發，便可能株連九族，從沿海民衆的角度考慮，冒充“倭”可以保護家人。至於那些沿海官軍，遭遇動亂時，不管是不是倭，只要上報爲“倭亂”，就可以把問題“政治化”，失敗了容易推卸責任，贏了則獎賞更高。而對於廟堂之上的統治者來說，將沿海民亂定義爲外族入侵，將其極端仇視的海商力量與叛國者畫上等號，鎮壓起來也更爲便利與合理。想想看，連高鼻深目的葡萄牙人都能被大明知縣上報爲倭寇，又有哪個中國人不可以是倭寇呢？于是，一場因海禁而導致的海濱民衆的抗爭和叛亂，便被各懷目的的幾方，共同虛構、共謀爲了一場異族的入侵。

而到了現當代，雖然不少中外學者，如林仁川、王守稼、戴裔煊、山根幸夫、田中健夫等紛紛在研究中指出“倭寇”的真相。可由於上個世紀日本發動了罪惡累累的侵華戰爭，對于“倭寇”概念的厘清和撥亂反正，便又被摻入了諸多複雜的民族情緒，變得更爲敏感和艱巨起來。而隨著歲月流逝，當謊言被重複了千萬遍之後，那些曾代表中國走向海洋、融入世界潮流的中國海商，便真的變成了人們心中的“倭寇”，而那場轟轟烈烈的中國沿海民衆的反海禁戰爭，也終被扭曲爲一場被“民族英雄”最終擊退的罪惡侵略。

中國錯失大航海時代

王直死後8年，福建月港開放，他的夢想似乎終于實現了，可地點却不在浙江。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被逐出浙江後，亦輾轉在澳門扎下了根。此後的300多年，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海上貿易中心遂從浙江轉移到福建和廣東。

就這點上來說，浙江錯失了空前的歷史機遇，不免令浙江人感到遺憾。而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這對整個中國而言又何嘗不是一個重大的損失——江南是中國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假如雙嶼港“世貿中心”的地位得以保全，假如隆慶開海在寧波，中西交流的廣度和深度應該會是另一番模樣。當然，這也正是統治者害怕的，如果迫不得已要打開一點國門，他們也總是選擇把門開在帝國儘量偏遠的地區。

而那些在大航海時代與歐洲人同時起跑，甚至一度領先的中國海商，在歷經雙嶼、瀝港之殤、誘殺王直、“抗倭”等等殘酷的鎮壓之後，已是元氣大傷。及至明末清初，立足閩台的鄭氏海商集團依賴東亞海上貿易網絡，北拒滿清，東驅荷夷，再度將中國民間海洋力量推向巔峰，却也在不久之後又被清廷撲滅。明清兩朝的殘酷海禁和連綿不斷的打擊，終于使野性、堅韌、强悍的中國民間海洋力量徹底失敗。中國與大航海時代失之交臂。

在一個陰雨連綿的日子，我來到了瀝港，一塊高大的“平倭港”碑矗立街衢，紀念著明軍的赫赫“戰功”。由於舟山跨海大橋通車，瀝港的客運航綫已停航，只剩下與對面大鵬島的渡輪，半小時1班，船票5角。“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這裏的渡船是天下最便宜的？只收單程，你回去不要買票了。”一位漁家女孩頑皮地對我說。

灣流濁黃湍急，渡輪在寒風中孤獨行駛，我陷入了沉思。

瀝港人不知道，這個如今破落的小小海港，在王直爲首的中國海商手中，曾差一點撬開大明帝國的國門。然而王直失敗了，隨後，在他和他的衆多追隨者們被唾駡爲“倭寇”、“叛國罪人”的漫長歲月裏，在國人的帆影和海上控制權在中國沿海漸行漸遠的時候，西方列强的海上霸權却已羽翼漸豐，他們的强悍和野心正如拜倫名詩《海盜生涯》所咏唱的那樣：“盡風能吹到/海波起沫的地方/這全是我們的帝國/它的權力到處通行。”

終於，在19世紀，西方列强的堅船利炮將中國東南海疆變成這個國家最孱弱、最容易受到攻擊的邊疆和肚腹，而那些曾經强悍却無法復活的中國民間海洋力量，仿佛是一場遙遠而沉默的海嘯，只能徒然拍打著歲月的海岸，却再也無力蕩滌和沖刷這個老大帝國的百年屈辱。

來源：中國國家地理

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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