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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倭寇首領名錄


此倭寇首領名錄的出處爲上世紀30年代由陳懋恒所著的《明代倭寇考略》,此著作被視爲倭寇研究的經典代表著作,彙集了幾十種史料和地方志,可信度高。名錄按照倭寇首領的重要性、影響力、所處時期等爲標準進行了排序,可以看出,絕大部分所謂的重要“倭首”都是中國人,即便是在中下級的首領中,日本人的名字所占據的比例也非常低。也就是說,所謂的明朝倭患,其領導人基本爲中國人。

王直之外,其他中國海商和海盜的命運亦十分悲慘——如徐海投降後仍被官兵圍殲,走投無路,在平湖林埭鎮獨山塘投水而死。在當地,《林埭鎮志》的主編陸伯鑫將我帶到一座名叫清溪橋的古橋上,橋下的碧水就是獨山塘,眼前的田野仍是一片青翠。“沒什麽遺迹了,”他說,“原來有座東岳廟。老百姓都說,這裏人死太多了,東岳廟是管鬼的。”那近萬名已經投降却仍被屠戮的中國海盜,早已化爲塵土,年年滋養著稻菽。而在徐海、王直死後,倭患也幷未平息——誘殺王直,讓朝廷在海商和海盜中信義盡失,他們由絕望、怨恨而至徹底墮落,王直臨死前所說的“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一語成讖,很快“新倭複大至”。在俞大猷、戚繼光等全力攻打下,毛海峰先據岑港堅守,後突圍南下占據福建浯嶼,進行了瘋狂的報復,閩廣遂成倭患的重灾區,沿海縣城紛紛淪陷,天下震驚。古來殺降不祥,就在王直死後不久,胡宗憲也被反復彈劾幷下獄,最終含恨自殺。

可以說,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萬千中國“倭寇”人頭落地,而連綿的動亂和鎮壓也極大地消耗了明王朝,亦使東南沿海富庶之區遭到嚴重的破壞。朝廷逐漸意識到這一點,1567年嘉靖皇帝駕崩後,新即位的隆慶皇帝立即批准漳州月港開放海禁,“准販東西二洋”。鐵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終于從內部撕開了一道小小的裂縫,依稀透進一綫曙光。而諸多找到生機的中國“倭寇”亦很快由寇轉商,“倭患”迅速得到了緩解和平息。從這個意義上說,“嘉靖倭難”實乃一場能避免而又未能避免的歷史悲劇。

一場虛構的異族入侵

綜合以上諸多史實,再參照中外歷史學家的衆多論著研究,從世界史的角度來考察“倭寇”,就會發現,倭寇歷史可大致歸納爲前後兩期。前期倭寇指的是14、15世紀進犯朝鮮半島,以掠奪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爲目的的倭寇,以及元末明初時與方國珍、張士誠餘部勾結犯山東的倭寇,這個時期的倭寇基本爲來自日本的“真倭”。而後期倭寇,即16世紀的“嘉靖大倭寇”則爲“假倭”,確切地說是“中國之寇”。

然而,歷史的詭異在於,既然如此多的史料都證明所謂的嘉靖倭患乃明朝內部民變,爲什麽史籍仍混淆是非,不加區分,一概稱之爲“倭寇”。而這個巨大的謊言竟然延續了數百年,直到今天仍混淆不清,迷霧重重?

答案是複雜而微妙的。

考察嘉靖朝的社會環境,在殘暴嚴厲的海禁法令下,入海者一旦事發,便可能株連九族,從沿海民衆的角度考慮,冒充“倭”可以保護家人。至於那些沿海官軍,遭遇動亂時,不管是不是倭,只要上報爲“倭亂”,就可以把問題“政治化”,失敗了容易推卸責任,贏了則獎賞更高。而對於廟堂之上的統治者來說,將沿海民亂定義爲外族入侵,將其極端仇視的海商力量與叛國者畫上等號,鎮壓起來也更爲便利與合理。想想看,連高鼻深目的葡萄牙人都能被大明知縣上報爲倭寇,又有哪個中國人不可以是倭寇呢?于是,一場因海禁而導致的海濱民衆的抗爭和叛亂,便被各懷目的的幾方,共同虛構、共謀爲了一場異族的入侵。

而到了現當代,雖然不少中外學者,如林仁川、王守稼、戴裔煊、山根幸夫、田中健夫等紛紛在研究中指出“倭寇”的真相。可由於上個世紀日本發動了罪惡累累的侵華戰爭,對于“倭寇”概念的厘清和撥亂反正,便又被摻入了諸多複雜的民族情緒,變得更爲敏感和艱巨起來。而隨著歲月流逝,當謊言被重複了千萬遍之後,那些曾代表中國走向海洋、融入世界潮流的中國海商,便真的變成了人們心中的“倭寇”,而那場轟轟烈烈的中國沿海民衆的反海禁戰爭,也終被扭曲爲一場被“民族英雄”最終擊退的罪惡侵略。

中國錯失大航海時代

王直死後8年,福建月港開放,他的夢想似乎終于實現了,可地點却不在浙江。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被逐出浙江後,亦輾轉在澳門扎下了根。此後的300多年,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海上貿易中心遂從浙江轉移到福建和廣東。

就這點上來說,浙江錯失了空前的歷史機遇,不免令浙江人感到遺憾。而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這對整個中國而言又何嘗不是一個重大的損失——江南是中國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假如雙嶼港“世貿中心”的地位得以保全,假如隆慶開海在寧波,中西交流的廣度和深度應該會是另一番模樣。當然,這也正是統治者害怕的,如果迫不得已要打開一點國門,他們也總是選擇把門開在帝國儘量偏遠的地區。

而那些在大航海時代與歐洲人同時起跑,甚至一度領先的中國海商,在歷經雙嶼、瀝港之殤、誘殺王直、“抗倭”等等殘酷的鎮壓之後,已是元氣大傷。及至明末清初,立足閩台的鄭氏海商集團依賴東亞海上貿易網絡,北拒滿清,東驅荷夷,再度將中國民間海洋力量推向巔峰,却也在不久之後又被清廷撲滅。明清兩朝的殘酷海禁和連綿不斷的打擊,終于使野性、堅韌、强悍的中國民間海洋力量徹底失敗。中國與大航海時代失之交臂。

在一個陰雨連綿的日子,我來到了瀝港,一塊高大的“平倭港”碑矗立街衢,紀念著明軍的赫赫“戰功”。由於舟山跨海大橋通車,瀝港的客運航綫已停航,只剩下與對面大鵬島的渡輪,半小時1班,船票5角。“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這裏的渡船是天下最便宜的?只收單程,你回去不要買票了。”一位漁家女孩頑皮地對我說。

灣流濁黃湍急,渡輪在寒風中孤獨行駛,我陷入了沉思。

瀝港人不知道,這個如今破落的小小海港,在王直爲首的中國海商手中,曾差一點撬開大明帝國的國門。然而王直失敗了,隨後,在他和他的衆多追隨者們被唾駡爲“倭寇”、“叛國罪人”的漫長歲月裏,在國人的帆影和海上控制權在中國沿海漸行漸遠的時候,西方列强的海上霸權却已羽翼漸豐,他們的强悍和野心正如拜倫名詩《海盜生涯》所咏唱的那樣:“盡風能吹到/海波起沫的地方/這全是我們的帝國/它的權力到處通行。”

終於,在19世紀,西方列强的堅船利炮將中國東南海疆變成這個國家最孱弱、最容易受到攻擊的邊疆和肚腹,而那些曾經强悍却無法復活的中國民間海洋力量,仿佛是一場遙遠而沉默的海嘯,只能徒然拍打著歲月的海岸,却再也無力蕩滌和沖刷這個老大帝國的百年屈辱。

來源:中國國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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