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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現狀，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會怎麼做？
如果米爾頓•弗里德曼還活著的話，今年的7月31日便是他的100歲生日。在弗里德曼漫長的一生中，他在各項事務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時至今日也依然如此。這位生活在芝加哥的經濟學家對權力過分強大的國家持批評態度（自他2006年逝世以後，國家權力愈發強大）。他飽含激情地對公立學校的教育壟斷展開批判（公立學校依舊不願意進行改革）。他是一名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以流暢的文筆在流行刊物上發表文章（在這一點上，現代人中保羅•克魯曼與弗里德曼極為相似，不過在思想上，二人卻是南轅北轍）；他是一名顧問，服務過的對象有美國的巴里•戈德華特、羅納德•裡根，國外的則有瑪格麗特•撒切爾和智利獨裁者奧古斯托•皮諾切特；他支持毒品和賣淫合法化，還是廢除強制徵兵制度的擁護者。 


他說過的一些小笑話仍然令人難忘，尤其是那些關於愛發號施令的官僚們的俏皮話。個子矮小的弗里德曼對官僚極其鄙夷。“如果你讓聯邦政府去管理撒哈拉大沙漠，過上5年，那邊連沙子都會變成短缺的物品”；“沒有什麼東西像臨時性政府計劃一樣可以永恆存在。”他的許多政策理念仍在繼續引起人們的共鳴，例如，發放教育券給家長，使他們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學校和支出這些教育券。

那麼面對現狀，他會建議經濟政策制定者們做些什麼呢？顯然，他會說：世界需要的是放鬆管制。此外，還有一個極具爭議的、與央行作用有關的技術性難題有待他來回答。弗里德曼在世時思考最多的便是有關央行和經濟衰退的課題。因此，在恰逢他百歲生日的這一年，人們有理由要問：面對這一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放緩的現狀，弗里德曼會勸政策制定者們做些什麼呢？ 

在與Anna Jacobson Schwartz合著的《美國貨幣史》一書中，弗里德曼令人信服地提出，美聯儲是引起大蕭條的共犯，因為它沒能扭轉貨幣供給的大幅下降。今年6月離世的Schwartz曾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談到，《美國貨幣史》開啟了貨幣思想“反革命”的序幕，對當今的貨幣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02年，美聯儲新任主席本•伯南克在談及大蕭條時，向這兩位經濟學家致以敬意，他說“在大蕭條的問題上，你們是對的，我們一手造成了那樣的局面。我們深表歉意。但多虧了你們，我們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了。”然而，美聯儲究竟應怎樣做才對，人們仍沒有達成共識。包括克魯曼在內的經濟學家認為，弗里德曼不僅會對伯南克推動經濟發展的努力表示支持，或許還會力促他再接再厲繼續前進。還有的經濟學家則說，伯南克是在濫用弗里德曼留給後人的思想遺產。8月1日，美聯儲將開會考慮是否實施第三輪“量化寬鬆”（QE），即發行新增貨幣以購買債券。到那時，伯南克必須在心裡掂量一下這些不同觀點的份量了。

1930年代，人們將低利率解讀成貨幣政策寬鬆的一種跡象。弗里德曼和Schwartz則向人們展示，與名義利率相比，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利率是一個更好的指標。根據這一指標，大蕭條時期的貨幣供給實際上是緊縮的的。當銀行恐慌使得貨幣供給進一步收緊時，美聯儲表現的無動於衷，結果造成了大蕭條的惡果。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認為，美聯儲那時本應採用量化寬鬆來增加貨幣供給。 

對大蕭條的研究使弗里德曼形成了一套旗幟鮮明的宏觀經濟學觀點，被稱作貨幣主義。貨幣主義認為，在短期，貨幣供給的變動能夠影響實際經濟變量，例如就業；而在長期，它能影響到的只有通貨膨脹。他說：“通貨膨脹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是一種貨幣現象。”中央銀行不僅應對危險的貨幣供給緊縮承擔責任，還應對無節制的貨幣增長負責。1963年他的《貨幣史》一書出版時，正是凱恩斯主義的觀點佔統治地位的時期。凱恩斯主義主張：通脹是供給一方的產物，受到要素成本的推動。

弗里德曼認為貨幣政策應肩負起重任。快速的貨幣增長將推高需求，並超出經濟的供給潛力，使得“過多的貨幣追逐較少的商品”。為了解決通脹，貨幣政策的響應不僅是充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些人改旗易幟，轉向弗里德曼的觀點，其中就有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他面對挑戰迎難而上，通過貨幣緊縮政策將通脹從經濟中擠壓出去。 

今天，人們批評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政策時，總會提及弗里德曼對穩定的貨幣供給增長表現出的偏愛。弗里德曼認為，穩定的貨幣供給增長有助於央行樹立紀律。約翰•泰勒(John Taylor)注意到，在最近一輪的經濟衰退中，貨幣增長相當快速。鷹派經濟學家還提及了弗里德曼的反通脹運動。在艾倫•梅爾澤(Allan Meltzer)看來，“聯儲計劃（通過QE）提高通脹水平的做法…遠遠偏離了米爾頓•弗里德曼所支持的政策。”提高通脹水平更像是舊凱恩斯主義的做法。這一學說主張加速通脹膨脹可以永久性地降低失業率。弗里德曼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對“自然率假說”貢獻良多。根據這一假說，推高就業，以至於超出了經濟極限的做法只會抬高工資，引發通脹。 

弗里德曼也考慮了價格以外的其他變量。他指出，1930年代的經濟緊縮和1990年代的日本經濟停滯呈現出了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銀根緊縮拖累了名義GDP的增長。他說，逆轉緊縮的銀根“在任何時候都能產生相同的效果。起初，產出會增長；一段時期後，通脹會出現適度的上升。”在貨幣供給規則的問題上，他也變得更為靈活。1984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貨幣主義理論“不必然意味著慢速、穩定的貨幣增長。”日本在1990年代受到經濟危機衝擊後，復甦乏力，並受到通貨緊縮的困擾。弗里德曼就曾建議日本採用QE的形式，對經濟進行貨幣性“人工呼吸”的搶救。

無論何時何地，總有爭論
在這一輪衰退中，美國的名義產出出現了大幅下降。與前幾次的經濟擴張相比，產出增速仍處於趨勢線以下。人們有理由相信，弗里德曼會將產出缺口歸咎於貨幣政策的問題。低通脹預期表明經濟中存在著巨大的產出缺口，貨幣刺激仍有實施的空間。伯南克和他的同事們需要判斷他們是否已經竭盡所能。因為如果做的不夠盡力的話，未來新一代弗里德曼將會對他們提出嚴厲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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