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6日,紐約,一個細雨濛濛的初冬的早晨,80歲的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在亞洲協會總部,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2008級CEO班30多位師生員工進行了交流,話題從慈善到金融、從金錢到人生。 一個多小時後,主持人提醒索羅斯時間緊迫,要去趕飛機了,索羅斯說:沒關係,來不及就趕下一個航班吧。 索羅斯,1930年8月12日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1947年前往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當時他的夢想是成為哲學家。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在度假勝地賣手提袋,生活的艱辛讓他暫時放棄了當哲學家的夢想。1953年他開始進入金融業,從事黃金等商品和股票的套利活動,獲得了驕人的成績;1956年,索羅斯來到世界金融中心、投資家冒險家的天堂——紐約,拉開了他傳奇一生的序幕。 對於崇拜和憎恨索羅斯的人來說,他都是一個謎,他是個不可思議的結合體——殘忍的金融巨鱷與慷慨的慈善大家。 

  哲學家索羅斯

  索羅斯認為,這20多年來一系列的泡沫、危機的發生都是因為政府給市場的自由過了火。他強烈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併發展了一套自己的理論來解釋、預測世界經濟現象。

  在倫敦經濟學院求學期間,索羅斯對於思維與現實的關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導師Popper(開放社會的倡導者)的影響下,他開始研究這個哲學問題,立志成為哲學家。

  思維與現實的關係是雙向的,現實投射到人的思維中,這是人的認識功能;同時,思維也能改變現實,這是人的改造功能或稱操縱功能、影響功能。前者決定後者,即認識決定行動;而行動改造了現實,被改造的現實又投射到人的思維中,人的認識隨之改變,新的認識又決定了新的行動,新的行動又導致了新的現實,週而复始,形成反饋回路(feedback loop)。

  反饋回路有兩種:一是正向反饋、一是反向反饋。正向反饋將錯誤一圈圈放大,最後導致系統的不穩定甚至崩潰;反向反饋可以自我糾正,使得系統回歸穩定均衡狀態。

  這種動態反饋機制使得人行動的結果往往不符合他的預期,這就是“人的不確定性原理”,就好比量子物理學中的“測不準原理”一樣。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就是取自此意。

  人的認識功能和改造功能都有缺陷,認識功能的缺陷稱為謬誤性,改造功能的缺陷稱為反射性。謬誤性和反射性總是存在的,所以,如果一個系統是正向反饋的系統,那麼它早晚會崩潰;只有反向反饋的系統可以最終回歸均衡並保持均衡。謬誤性和反射性的存在也放大了“人的不確定性”。

  這就是索羅斯的哲學思想。你可能覺得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哲學教科書上講的比這複雜深奧精妙多了。但索羅斯認為,他一生積累這麼多財富,都要歸功於他的“謬誤性與反射性”的思維模式。這個思維模式給他提供了質疑挑戰傳統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1947年索羅斯進入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經濟學,對於學校所教的內容他感到十分驚訝。當時經濟學的正統教育是基於所謂市場原教旨主義,該流派的理論基礎是有效市場假說,認為市場是有效的,可以自動糾偏,通過反向反饋機制達到均衡,外力(包括政府)不應該干預市場。有效市場假說的假設是理性預期,即人們作決策時擁有完全的資訊知識,決策是完全理性的,對於將來,人們有一個統一的最佳判斷,所有的決策最後都歸於這個判斷。

  這種理論和索羅斯推導出來的關於金融市場的結論正好相反。

  幾十年來,索羅斯一直在批判源於芝加哥學派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試圖推廣他的理論,但收效甚微。1998年索羅斯就預言一個超級泡沫正在形成,將會破裂,但沒有人聽。一直到兩年前,一切都改變了。一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用事實給了市場原教旨主義一記響亮的耳光,索羅斯的吶喊終於有人傾聽了。

  房地產市場“發泡”原理

  索羅斯根據他的“人的不確定性定律”以及謬誤性與反射性的思維模式建立了一個泡沫週期論,描述了泡沫從形成到破裂的幾個要素和幾大階段,用來解釋上世紀60年代的綜合性大集團泡沫、各大房地產泡沫、主權債務泡沫、因特網泡沫,無不貼切形象。

  比如房地產泡沫,導致房地產泡沫的一個根本原因是人們錯誤地認為房地產抵押品的價值和銀根鬆緊無關。實際上,這兩者之間具有互相加強(reflexive)的關係,當銀根放鬆時,貸款成本下降、貸款更容易獲得,經濟活動增加、房地產價值上升、違約率下降,貸款標準進一步放寬,惡性迴圈,泡沫形成。

  當然最近這一輪的次貸泡沫又增加了金融衍生工具這個因素,情況更為複雜、更為慘重,但發泡原理還是一樣的。

  索羅斯認為,要解決房地產泡沫問題,首先要轉變金融監管部門的思想和職能,監管部門應該意識到,市場不總是有效的,市場很有可能產生泡沫,監管部門必須承擔監管市場阻止泡沫形成的責任。而格林斯潘等監管者一直錯誤地認為市場是有效的,在泡沫已經十分明顯時還坐視不管,不願質疑自己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理念,這很不負責任。

  其次,為了控制資產泡沫,只是控制貨幣供應是不夠的,還必須控制信貸,最好的工具是提高準備金要求和最低資本要求,甚至可以發明一些控制信貸的新方法,或者重新啟用一些老方法,比如央行可以直接指示商業銀行限制向某些泡沫疑似行業提供貸款。

  第三,監管部門必須監控所有主要市場參與者的頭寸,包括對衝基金、主權財富基金,必須監控某些重大的金融衍生工具,比如CDS(信用違約掉期),如有必要,可以限制甚至禁止。

  第四,有些大銀行規模太大了,一旦倒閉可能會拉垮整個系統,為了避免被這些大銀行“綁架”,必須加強對它們的管制,不允許它們使用太高的杠桿,嚴格限制它們對存款人資金的投資。

  他認為中國在直接控制信貸這方面做得很不錯。目前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他認為可以通過徵收物業稅的方式解決。


 世界格局處於真空狀態

  索羅斯認為,目前世界格局處於真空狀態,老的秩序正在分崩離析,新的秩序尚未形成。

  美國沒有起到世界大國該起的作用。索羅斯原來是支援奧巴馬政府的。但是,奧巴馬沒有和上屆政府劃清界限,為美國找到新方向,相反,他試圖調和兩黨矛盾,和稀泥。奧巴馬應該意識到,美國到了該正視現實的時候了,不管現實多麼嚴峻,都應該採取切實的改革措施以求渡過難關,而不是沿承原來的政策方向,掩蓋逃避矛盾。

  索羅斯同時指責對奧巴馬政策有重大影響的行為經濟學家、諾獎得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他的同事席勒(Robert Shiller)——他們試圖用“信心乘數效應”治療金融市場的惡疾,這種做法只對了一半,信心對于市場恢復的確至關重要,這是認知功能,但是改造功能的反射性也不容忽略,如果現實和人們的預期嚴重脫節,信心希望就會轉成失落失望,繁榮就會變成蕭條。

  索羅斯很擔心,奧巴馬試圖運用“信心乘數效應”的努力會導致經濟第二次探底,到時經濟衰退,奧巴馬將難辭其咎。

  “慈善家”索羅斯

  很多人對於索羅斯表示不能理解,一方面他在金融市場上像冷血殘忍的鱷魚一般狙擊他認為估值錯位的主權國貨幣;另一方面,索羅斯又大搞慈善,他的基金會遍佈全球,32個分支機構每年支出7.5億美元。

  這似乎是對不可解釋的矛盾。其實不然。

  第一,索羅斯的慈善是所謂“大慈善”,不是針對弱勢群體或者不幸群體的賑災濟貧,而是倡導建立開放社會和世界金融新體系。

  索羅斯現在幾乎所有精力都放在慈善方面。他說:“我的基金會目前每年支出7.5億美元,我的目標是一年支出10億美元。我老了,趁我還活著的時候趕緊把錢花出去。慈善給了我工作的理由,賦予我生命更高的意義。”

  講到全球氣候變暖,索羅斯說:“我以前沒怎麼關注,總覺得有這麼多人在關心這個問題,不需要我參與。但哥本哈根會議無功而返,讓我意識到我們不能單指望政府解決這個問題,整個社會都要參與。所以,我現在加入了氣候政策研究院的融資委員會,希望能盡一份綿薄之力。我關注的是雨林,特別是印尼的雨林,很多人認為二氧化碳的排放源主要是工業生產,其實不然,雨林才是罪魁禍首,我和荷蘭等國的專家合作,正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希望我們研究的結果能在坎昆會議上公佈。”

  第二,索羅斯關於市場、社會、道德問題的理解也決定了他既冷血又溫血。

  他認為,市場制度區別於其他制度的一個關鍵特點是:市場是非道德的(amoral),即市場不是以道德標準來衡量的。正因此,市場機制才會有效、高效。在一個有效市場上,個體參與者的決策對於市場價格的影響很小。所以,個體參與者對總體結果不承擔責任,或者只承擔很小的責任。

  但是,社會是要講道德的,社會的發展涉及道德範疇。政府負責管理社會,包括制定市場機制的遊戲規則。所以,政府要講道德,必須用道德標準衡量。

  索羅斯在回答企業家的問題時也說:“我很幸運,我做的是金融行業。如果我和你一樣做實業,要面對員工,給他工資少一點,我自己就多賺一點,我活好一點,他就活得差一點,這樣作決策就難多了。” 他說,他一直都能把在市場上賺錢和在社會上花錢這兩件事情徹底分開,殘忍和慈善互不干涉。

  索羅斯說,在成為公眾人物之前,他從來沒有這方面的顧慮,但聲名鵲起後,很多人開始關注他,他的決策會有很多人跟從,他做多或做空一個國家的貨幣,很多人會跟著做多或做空,結果可能真的會給那個國家帶來傷害,這讓他很為難。這就好比一隻手綁在背後與人搏鬥。

  他最後開玩笑說:“我不是個聖人,如果你在市場上碰到我,還是得小心,儘管我老了,但還是一條鱷魚,小心我吃了你。”

來源: 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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