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PHIGROUP

以下文章節選自開放社會基金會編著the Philanthropy of George Soros(中譯本書名《索羅斯的救贖：一個自私的人如何締造了一個無私的基金會》中信出版社推出。撰文：喬治•索羅斯。

我既自私自利又以自我為中心，我心安理得地承認這一點。然而，在過去的30年間，我卻創建了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慈善機構，即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Foundations）。這個機構的年度預算一度徘徊在5億美元左右的水準，現在已經攀升至10億美元。自1979年以來，這個機構的總支出大約為80億美元。開放社會基金會的活動逐步擴展到了全球各個地區，涵蓋多個專案，其覆蓋範圍之廣，即便是我本人也驚訝不已。當然，自私而且以自我為中心的絕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大多數人都是這樣，只是我願意承認而已。世界上具有慈善心腸的人不在少數，但是能夠成功積累起必要財富並成為一名慈善家的人卻寥寥無幾。

在使用“慈善”一詞時，我素來都很慎重。依我之見，慈善是有悖於常理之事，因此會導致很多的虛偽和悖論。比如，慈善應該為他人的利益而服務，但是慈善家們在從事慈善事業時，所思所想的主要還是他們自己能得到什麼利益；慈善應該幫助他人，但卻會使接受援助者對慈善產生依賴性，從而淪為施捨的物件；申請人為了迎合基金會，便說些基金會想聽的話，之後卻隨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的（早年）職業生涯充滿了曲折坎坷，最後我在紐約成了一名對沖基金經理人，這是最早的對沖基金之一。在1969年，我最初掌管的資金是300萬美元。到1979年，這一基金的總額高達1億美元，大多都來自未分配的利潤。管理高杠杆率的對沖基金帶來的壓力是很大的。有一次，我在很短的時間內大批購進了英國政府新發行的債券，而沒有提前安排好融資事宜。我在倫敦來回奔波，希望能得到足夠的信用額度。當我走在郎德豪大街上時，我想我的心臟病復發了。我告訴自己：“為了掙錢，我冒著如此大的風險，但是如果我就這樣死了，那我就是輸家。冒著生命危險去掙錢太不明智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決定利用我的錢成立一個基金會，做點有意義的事情。我苦思冥想自己到底最關心什麼。在我那抽象的理論框架的指導下，我選擇了開放社會的理念，這種理念是我理論框架的基石之一。

我在匈牙利經歷過德國納粹的統治與共產黨的管制的統治，因此波普爾的思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早在1979年，我就為我的開放社會基金會確定了以下幾項使命：（1）打開封閉的社會；（2）使開放的社會更加穩固；（3）宣揚批判性的思維方式。

我解決了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慈善家和一個大公無私的基金會之間的矛盾。內心的良知讓我有自知之明，而且還使我意識到我這個終將逝去的凡人還有很多不足之處。換句話說，對我這樣一個凡人來說，我的自我意識太強烈了。我只有通過致力於人道事業，才能為自我意識找到足夠的發揮空間。我渴望讓世界更美好。這就是我的人生理念發揮作用的地方。這既是我的自我意識膨脹的根源，也是我所主張的系統改革的根源。如果我有一些特殊的見解，我會立即將其付諸實踐。我是一個富人這一事實也增強了我的責任感。很多人都很富有，很多人也很有見解，很多人都很關注人道事業，但是集這三種品質於一身的人很少。只有同時具備這三種品質，我才能實現我的雄心壯志。

因為我從慈善事業中獲得了成就感，我認為別人無須對我感恩戴德。過去，當他人向我表達感激時，我的確會感到局促不安。我覺得，如果我大肆地宣揚推動我從事慈善事業的自我意識，那麼這種自我意識肯定不會為社會所接受。因此，對其表示感激就會令我很尷尬。現在我卻不再這麼認為了。我意識到自己實際上已經幫助了一大批人。人們看到的正是我提供的幫助，而不是我那膨脹的自我意識，因此，他們自然而然地想感激我。我已經學會了接受他人的感激。同時，我認為不必因為自我意識膨脹而羞愧，因為事實表明這種膨脹對我本人、對其他很多人都是有益無害的。但是自我意識一旦膨脹，就很難滿足。看透了慈善事業背後的虛偽性，讚美和奉承已經滿足不了我。這些讚美和奉承讓我很不自在，我想看到切切實實的成就。這就是一個自私的人如何擁有了一個無私的基金會。

今天，我依然覺得自我認知與他人評價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很有趣，也很令人不安。這就是為什麼我不辭辛勞地作出這麼多解釋的原因。我認為，利他主義和慈善事業不僅僅是一種義務，而且是樂趣和成就感的來源。這是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得起的奢侈品。我對慈善事業的偏愛遠遠超出了其他事情，比如收藏藝術品等。慈善事業讓我同其他人聯繫在一起，讓我突破了自我封閉的狀態。而收藏藝術品卻收不到這種效果。那天我在郎德豪街上心臟病復發時，我就覺得為了聚集財富而死真的太不值得了。自那以後，在基金會開展的活動中，我多次面臨致命的危險。我不想刻意尋找這些危險，但是為了慈善事業，一旦出現危險，我卻甘願冒風險。從事一項值得為之付出生命的事業，給我帶來一種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