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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發達國家的政客們都在試圖找出至少能在中期內平衡預算的最佳方法。但是，削減開支或提高稅收就相對容易嗎？

這張圖表一併展示了美國，歐元區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簡稱經合組織）在稅收與開支方面的近期記錄。從表中可以看出，雖然支出資料略有不同，但是支出資料總是高於稅收金額。稅收和支出都受週期性效應的影響。由於失業救濟的成本和刻意推行凱恩斯主義刺激政策，支出具有週期性的要素。從稅收一方來看，來自企業利潤和資本利得的稅收收入在經濟下滑的過程中大幅減少，而消費稅更加穩定。

一個明顯的特點是，稅收金額的波動是一個狹窄的幅度。自1994年以來，歐元區稅收幅度的下限是GDP的44.6%，上限為GDP的46.6%。在美國，總的稅收金額自1970年以來一直保持在GDP的30％——35％之間。這種穩定性或許部分是因為改革性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為減少稅收所做的努力。但是這產生了一個問題：政府所能收取的稅收總額是否存在某個更高的上限。

在一個全球化了的經濟體中，人員和資本能夠流動以逃離實行高稅收的體制——這讓人想起了法國剛剛推出的75%的個人收入所得稅最高稅率——或者是將他們的運作建立在像愛爾蘭等實行低稅收的地區。稅收競爭明顯不是起作用的唯一因素；不然的話，歐元區的稅收金額不可能比美國高出14個百分點。兩者之間的重大差異是消費稅；歐洲實行的是高額增值稅（value-added tax，簡寫為VAT），美國沒有全國性的營業稅。歐洲人不可能移民美國以逃避增值稅。

然而，最高稅收轄區和最低稅收轄區之間的擴展存在著日益縮小的跡象。在1994年， OECD中5個最高稅收轄區的平均稅收金額是GDP的55.7%；今年為53.6%。5個最低稅收轄區的平均稅收金額是GDP的30.5%；今年為33%。

各國不在政府開支上“比拼”。但是，如果有對稅收的政策約束的話，你或許會期望高支出的政府最終將不得不修改政策以適應實際情況。在1994年，6個支出最多的國家（法國和挪威並列第五位）的政府支出占GDP的59.4%；今年的支出只占52.8%。其中，法國是唯一一個稅收金額高於1994年水準的國家。

相比之下，低支出（和低稅收）的政府面臨的不是這樣的政策約束。1994年的5個最低支出的國家的平均花銷從當時占GDP的32.7% 提高到現在的36.5%。總之，財政政策是在趨於一致而非趨向背離。

許多對稅收體制的經濟分析集中於優化系統：最大化邊際稅率，平衡消費和收入之間的稅收，需要減少漏洞等等。當分析碰到從GDP的角度來討論總體稅收金額時，辯論趨向於意識形態化。保守派青睞于一個建立在自由和經濟效率基礎之上的較小的政府。他們認為，福利制度通過打破對工作的激勵弱化了經濟增長。

大衛斯同加州大學彼得•林德特的觀點相左，他宣稱對歷史資料的分析提示，高社會開支與增長率之間沒有聯繫。對過去18年的粗略考察肯定不能提供明晰的模式。1994年的低支出國家包括日本和瑞士，自那時起，這兩個國家中沒有一個快速增長。低支出國家還有韓國，其GDP自1994年以來翻了一番還多。然而，相對於所有OECD國家的GDP來說，這個國家在那段時間裡也見證了開支的最大幅度的增長。

有理由設想，各個國家的財政政策將繼續趨於一致。高支出的歐洲正在實施緊縮；低支出的國家正在努力克服老齡化人口的成本。在美國，在政客們鬥嘴的同時，州和地方當局面臨著龐大的養老基金赤字；提高稅收可能是解決問題的一個部分。

資料來源：ECO中文網獨家授權http://www.ecolion.cn/thread-171999-1-1.html
原文出處：http://www.economist.com/news/finance-and-economics/21566646-countries-fiscal-policies-are-becoming-more-similar-converging-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