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公民在6月23日投票後，決定脫離歐洲，走自己的道路。消息一出來，股匯市大跌，說明事前的預估沒有錯誤。
這確實是英國人拿自己的錢包在做賭注的一場選舉。更慘的是，首相卡麥倫最先傳出辭職，讓英國陷入群龍無首的狀態。然後是競選脫歐的保守黨議員──前倫敦市市長强森退出競選保守黨黨魁的位置，也就失去了擔任首相的可能。
緊接著，英國獨立黨的主席法拉吉宣布辭職；還有蘇格蘭考慮如何不顧英國人的決議，維持與歐盟的成員關係，其過程不排除來一次獨立公投，企圖以新國家的姿態申請加入歐盟會員國；多數人贊成留在歐洲的北愛爾蘭，也想利用申請愛爾蘭共和國護照的方式，維持原先留在歐盟的公民利益；還有一些歐盟國家──例如德國──也考慮給於現行在歐洲工作與留學的英國公民申請歐洲護照，讓他們在生活上受到的衝擊，減到最低。
這一連串的訊息顯示，脫離歐盟好像對英國真是一個輕率的決定，沒有什麽好處。但是，這都只是表象，並沒有碰觸到問題的焦點，真正的問題並不是英國人不知道或是聽不懂脫歐之後的預期發展，也不是他們不在乎與歐洲一刀兩斷之後的結果與責任；真正的問題其實是一種憤怒，一種反對全球化的憤怒、反對民主機制淩駕主權之上的憤怒、反對大制度就是優勢的憤怒。
對於這些憤怒我們不得不問，這是哪裡來的情緒呢？讓生氣的感覺可以掩蓋一切呢？這需要從哲學的角度進行反省，尤其是針對目前頗受質疑的新自由主義進行哲學反省。
反省的主要時間起點是1989年。當時出現兩件大事，一件與理念相關，另外一件就是現實的事件。理念相關上，主要指的就是日裔美國人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在這個理論當中，福山宣稱人類文明的歷史終結點就是民主制度的實施，不會再回到不民主的道路上。現實中的那一件大事情，就是蘇聯的解體，連帶使得許多原先在共黨陣營中的歐洲國家，紛紛回到民主陣營裡，迎向「歷史的終結」。
發生於1989年的這兩件與理念和現實相關的大事相輔相成，互為表裏，改變了歷史哲學。許多人在這個改變中認為，歷史是靜態的、是有限的、是可以預料的。於是追求民主理念的人，在現實社會中提出了全球化的口號，貶義國家主義、提倡審議民主、强調世界公民、發揚股市價值、鼓吹環境保護、人權保障、自由理念，以及性別平等等理念。
歐盟在理念獲勝的信心之下，從九十年代開始，大幅度透過民主機制，在歐洲議會中立法，推動歷史的終結。結果是什麽呢？結果是25年來，歐盟的確大幅度擴張，將民主機制的理念傳遞到所有想加入歐盟的國家中。這些申請加入歐盟的國家，無論貧富都被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國家轉向民主制度，接受所有歐洲議會所立定的法律。
在這一股全球化的浪潮中，歐盟曾以執行死刑對於非歐洲國家提出警告，認為死刑違反人權。這類例子非常多，但歐盟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英國民主並不是建立在全球化之上，而是在國家主義之上。這一個差別，導致今天英國有比較多數的人會做出脫歐的決定。
讓我們從哲學歷史的角度來看一看這個問題。讀過西方哲學史的人都知道，在十八世紀那個以啓蒙著稱的時代中，英國哲學就以經驗主義與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分庭抗議。結果講求經驗、求新、求變的英國傳統，反而締造了日不落帝國。
而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雖然也非常優秀，但相信理性的結果卻不若英國哲學來的有彈性。這個彈性讓英國人普遍相信歷史是動態的、是無限的、也是辯證的。歷史的動態發展，導致人類文明的每一個階段都是新穎的，而活在無限的歷史中，不但是人類的宿命，也是幸運，必須樂觀以待。
最後，歷史的辯證性告訴我們，歷史是會變的，至少我們的經驗就是會改變的。所以從理性主義者的角度而言，英國人這種原先偏好全球化的經驗，轉變到遷怒於全球化的經驗，是沒有原則的表現，違反了理性的基本訴求。但對於英國的經驗主義者而言，這就是現狀。感覺經驗所出現的結果，就是我們應該面對的現實。
這也是為什麽當蘇聯解體的時候，那個時候英國的首相，柴契爾夫人的幕僚，將福山的文章，夾在呈給她的文件中時，她閱讀後在第二天早上說：「我對這篇文章沒有什麽好印象，永遠不要把歷史視為當然，永遠不要看輕歷史中的變化。」
苑舉正簡介
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曾兼任台大哲學系系主任。精通中、英、法語，台灣哲學學會副會長。1981年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1983年赴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院攻讀哲學，獲得哲學學士（1984年）、哲學碩士（1988）以及哲學博士（1995）學位。
目前出版中英文研究論文40餘篇，專長為：科學哲學、科學方法論、社會科學哲學、政治哲學，對索羅斯的老師卡爾波普哲學有深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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