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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已經結束了——專訪索羅斯  

本文見《財經》雜誌2009年第6期 出版日期2009年03月16日 
 

“現在的調整，不是正常的經濟週期，而是一種根本性的系統重建；以往那種繁榮是建立在一種錯誤的基礎上，你再也不能把繁榮建立在那樣的基礎上” 

《財經》駐紐約記者 葉偉強 
 

　　2008年下半年開始深化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至今仍不斷地突破人們的預期，以異乎尋常的方式發展演變，以至於傳統主流經濟理論啞然，長期形成的思維方式亦遭受挑戰。

拉響警笛者並非沒有，甚至數年前開始做空的人也並非寥寥——在眾人仍對次貸危機不以為意的時候，就已有對大危機的預警——只是都在當年那熱得發燙的氣場中被輕易地蒸發掉了。
　　因為亞洲金融危機而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投資“大鱷”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在2005年就開始高呼“狼來了”。刻薄的人們嘲笑道，“一隻壞了的鐘，一天也有兩次是准的”。索羅斯固然有過“狙擊”英鎊、墨西哥比索和泰銖的輝煌，卻也有不足為外人道的沉痛鎩羽。只不過，這一次他又贏了。這是一個價值數百億美元的判斷。

　　2008年1月23日，索羅斯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60年來最糟的市場危機”，稱“當前的（次貸）危機標誌了，以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基礎上進行的信貸擴張，走到了終點……這次危機，是一場超級繁榮經歷過60多年以後的盛極而衰”。

　　79歲的索羅斯，至今仍是金融領域的風雲人物，其投資策略仍被許多投資者視為經典。而他的公眾形象，則頗為複雜。

　　——他是“全球金融界的壞孩子”（美國《華爾街日報》）；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更怒斥其為“亞洲金融危機的縱火犯”。

　　——與投資家的身份相比，他的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身份的曝光率或許稍低。他創立或參與創立的數家基金會，近20年來一直致力於社會慈善事業，在世界範圍內推動公民社會成長。

　　——他是最早表態支持奧巴馬的人之一。不無巧合的是，次貸危機以來，他的見解和建言都體現在後來的政府政策中。

　　2008年以來，索羅斯多次發表關於危機見解的文章。9月，美國前財長保爾森開始醞釀用政府資金購買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時，他就撰文說“別給保爾森開空白支票”；10月初，美國國會仍在為前“問題資產救助計畫”爭論不休時，他旗幟鮮明地主張給銀行注資。10月下旬，《財經》專訪索羅斯時，保爾森已經一改初衷轉而採取注資的方式。

　　此後，美國政府的做法似乎都“遵從”了他的意見。比如，10月28日，索羅斯撰文呼籲美國引領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救援行動，次日，美聯儲就宣佈為墨西哥、巴西、韓國、新加坡四國央行提供各30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今年1月，盛傳美國政府將成立一個“集合銀行”統購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時，索羅斯稱這種做法“不會發現價格，而會扭曲價格”，後來財長蓋特納宣佈的“金融穩定計劃”裏果然沒有“集合銀行”的蹤影。

　　索羅斯或許只是眾多為政府建言的人之一，但這位“中標率”頗高的建言者，其見解或許值得一聽再聽。2009年3月11日，在當前美國金融體系支離破碎、金融機構國有化如箭在弦之際，《財經》記者再訪索羅斯。

　　採訪在紐約曼哈頓區七大道888號32層索羅斯基金辦公室進行。索羅斯一襲黑西服，雪白的襯衫和齊整的領帶，標準的華爾街裝束。採訪過程中，他不斷把玩記者的名片——在這位叱吒國際金融界的風雲人物身上，看不到絲毫架子，感覺不到壓力，也沒有想像中的那種犀利。

　　這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頭髮盡染銀霜，眼角爬滿皺紋，卻難掩其藍灰色眼睛顧盼之間的熠熠神采，以及偶爾的微笑中流露的天真和狡黠。

　　“我笑不出來，因為現在形勢很嚴峻。”拍照時，索羅斯說。

“超級大泡沫”

　《財經》：你曾經多次成功地預見金融危機並從中獲益。你是怎麼做到的？

　　索羅斯：我自己發展的一套理論，或稱一種哲學，認為金融市場是不同一般的。可能是這種觀點，使我能夠在泡沫生成的時候就把它們辨別出來。

　　通行的理論，也就是所謂的有效市場假說，認為市場總是能夠充分、準確地反映所有的可得資訊，我的理論卻不是這樣。其中包含兩個假說，其一，市場總是扭曲可得資訊。因為市場是投資于未來的，而未來是不可預測的，所以市場總會有一些偏見，產生與現實不符的扭曲。其二，金融產品的錯誤定價，總能影響或改變那些價格本來應該反映的基本面。

　　市場和基本現實之間這種雙向的聯繫，意味著市場並不總是被動地“反映”，同時也主動地“影響”現實。我稱之為“反射性原理”（principle of reflexibili t y）。泡沫的產生，首先要有一種主導了現實的趨勢，然後要有對這種趨勢的錯誤概念，而這二者之間反射性地相互加強的結果，就會導致泡沫，泡沫變得不可持續就終將破裂。這不是“反射性”的惟一形式，但這是一種非常劇烈的形式。

　　《財經》：具體到當前的金融危機呢？

　　索羅斯：這場危機恰恰證明了有效市場假說的謬誤。我認為，美國房市泡沫一開始只是常規性的小泡沫，但它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溫床般的條件下慢慢長成，就成了一個超級大泡沫。這次危機不同於80年代以來的那幾次；那幾次只不過是都被政府成功地解決了，而這又強化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市場能夠自我糾正”這一錯誤概念。事實上，它們是被政府干預糾正的，不是市場自我糾正。

　　這一次泡沫鼓得太大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金融市場，其實就是“市場危機-政府拯救-再危機-再拯救”的過程；市場相信政府的拯救能力，政府對許多問題聽之任之。在這套遊戲規則下，許多小泡沫累積、演變成了一個“超級大泡沫”，政府再也沒有辦法像以前那樣施以援手了，危機就完全失控。雷曼兄弟的破產，徹底改變了這場遊戲，金融泡沫從此破滅，並嚴重影響了世界經濟。

“新舊”銀行 
　《財經》：在拯救金融體系的問題上，雖然爭議存在已久，而且還會持續，但金融機構的國有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吧？ 

　　索羅斯：所謂“國有化”，其實是貼了個錯誤的標籤，用“資本結構調整”（recapi t aliza t ion）的說法會好一些。實際情況是，銀行資本大量流失，私有部門又不願重置這些資本，政府就必須頂上。政府在雷曼兄弟這件事上不這麼幹，結果金融體系就塌陷了。
 

　　吃了苦頭之後，政府決定再也不能讓一家會危及整個體系的金融機構倒閉，所以開始“人為地”維繫它們的生命。但僅僅讓它們“活著”是不夠的，你還得給它們注資，讓它們能夠逐漸恢復活力。私人部門現在沒有注資意願，政府就得這麼做。對於新興市場經濟體——那些處於國際體系邊緣的國家來說，它們的政府沒有足夠的能力來為銀行系統擔保，因而都面臨著資本外流，走入一場比美國還要糟糕的危機。 
 

　　《財經》：國有化，或稱“資本結構調整”，既然是必要的，為何還有許多障礙？ 

　　索羅斯：現在的情況好像是，政府要麼不願意，要麼沒有能力對銀行注資，使其資本充足率高到可以放心去放貸。他們現在做的只是防止銀行倒閉，而不是進行“資本結構調整”。這裏面有政治上的決策，而且現在也還沒有取得一致意見。而且，美國有一種很強的反對銀行國有化的情緒。因此，“國有化銀行”會遭到非常強的抵抗。 
 

　　《財經》：如果“國有化”不可避免，技術上如何操作，才能夠取得最好的效果，並使可能的負面效應最小化？ 

　　索羅斯：我主張把銀行現有的資產做一個分離。如果資產價格下降，就用現有的資本承擔這部分損失。然後對銀行未來開展的新業務注入新的資本，也就是把舊業務和新業務剝離開來。在銀行內建立起一個乾淨的“新銀行”，不會因為原來那些“有毒”資產貶值就遭侵蝕，然後把新的資本注入這個“新銀行”，可以是私人部門的資本，也可以是政府注資。這個“新銀行”就會有充足的資本，也就會很願意進行放貸。這樣，經濟才能得到重啟。

 　　目前政府正在檢查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即所謂“壓力測試”，這會持續到4月底。然後就得決定，對每家銀行採取什麼措施。在這件事情上，速度很重要。  

　　《財經》：你說的是在同一家銀行內部成立一個“新銀行”和一個“舊銀行”。也有許多人建議成立專門的“債務銀行”，持有從金融機構中剝離出的“有毒”資產，你對此怎麼看？

 　　索羅斯：1994年用過這種方法，但用於今天的情形效果不會好。當年的存貸款危機之後，人們設立了一家獨立的“壞銀行”，處置了所有的不良資產。當時行得通，是因為資產數額相對較小。但現在問題太大了，不可能重走老路。

 　　首先，現有這些銀行是舊業務的最佳接管人，它們明白做什麼、怎麼做是最好的。

 　　其次，可以避免給“有毒”資產估值的難題。如果拆分出“壞銀行”並把資產拿來拍賣，你就得估值。但如果只是把這些資產存在銀行裏，用銀行的資本、股權、次級債務來覆蓋這些資產，就可以慢慢等，讓這些資產逐步得到清算。“有毒”資產有可能還會恢復一部分價值，特別是過很長一段時間以後。

 　　我所說的“舊銀行”只是一個形象的說法，並非一個實體，它只是一種清算資產的方式，而不再涉及更多的銀行業務。把有貶值壓力的資產都“另裝一個口袋”，以免它們對其他業務產生嚴重影響。“舊銀行”針對的是過去的業務，所有的新業務都由那個“新銀行”來處理。“新銀行”，“舊銀行”，其實是一個整體；“舊銀行”完成使命的時候，也就成了“新銀行”。

 　　《財經》：有一種說法認為，“國有化”的好處就是政府可以享有對銀行更具決定性的控制權，以便進一步推進。你認為呢？

 　　索羅斯：國有化的安排只能是暫時性的，而且一旦危機結束，出現銀行開始放貸、經濟開始增長的跡象，銀行就必須重新以商業原則為本來經營，不再受政府的影響。在所謂的“國有”期間，政府不能對經營決策有控制權。它應該是監管，包括監管可用信貸的總量，而不是作出經濟決定。

 　　《財經》：就是說，政府要儘早退出？退出時要注意什麼問題？

 　　索羅斯：對。政府要準備儘早退出。政府退出之時，就是壓縮信貸規模之日。

 　　現在信用崩塌，是非常時期。要回到正常狀態的話，不可能走一條簡單的路。現在必須用政府信用來置換私人信用，實際上就是創造貨幣，擴大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而當市場上的信用恢復的時候，因為你已經投入了很大規模的貨幣，危險就一下子從通縮變成了通脹，就得收縮貨幣供給，而收縮貨幣的同時還要做到信貸能有所增長。這個操作相當微妙，有兩個完全不同的階段。我們目前還在第一階段，他們還沒有成功。

 　　《財經》：你對奧巴馬政府的經濟刺激計畫有何評價？

 　　索羅斯：這個計畫肯定是有助於緩和經濟的下滑，不過，它也只是剛剛開始，還是需要對銀行注資，並使房市穩定下來。有必要通過降低房產的止贖、對按揭做出新的安排，讓人們有能力支付購房按揭貸款，能繼續住在自己的房子裏，減少房產被強行出售的事情發生。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要為其他國家做些事情了。新興市場經濟體實際上是危機中受影響最嚴重的，甚於美國。美國政府還享有最高的信用度，發行的債券大家都願意買。但其他國家的政府就沒有這種為銀行系統作擔保的手段了。我們應該為它們提供，貸款也好，預備資金也好，不管什麼方式，就是要讓它們能夠保護本國的銀行系統，就像我們保護自己的一樣。

 　　它們的很多銀行實際上都是歐美跨國銀行的子公司，這些銀行正在撤回自己的資金。這些國家面臨著貸款即將到期的現實，卻不能融得資金來償還；它們的危機還要繼續惡化。我們給其他國家造成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這些只能通過國際合作來解決。美國和中國現在顯然是最重要的兩個國家，應當協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