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經濟學人》封面故事認為，無論富國還是窮國都應在此次哥本哈根召開的環境變化峰會上做出一定讓步，使得各國能達成一份減排協議。協議內容可能不令人滿意，但總比沒有任何協議要好，因這只是解決環境變化問題的開始。此後，各國的重點應放在如何制定對碳排放進行經濟核算的具體定價機制上。
全球100多個國12月7日在哥本哈根舉行的為期2周，替代有關環境變化的京都議定書的領導人峰會似乎有些一廂情願。若事情進展能隨人願，達成減排二氧化碳，以阻止氣溫上升的協議，與會者必定會彈冠相慶。
因環境變化造成的具體損害的表現並不確定，所以改變現狀帶來的受益也不確定，這種最終結果的不確定性難以讓人們對此開支。然而，正是此不確定性才讓人類有理由需要嚴肅對待此問題。由UN建立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推斷，環境溫度本世紀末上升的範圍可能在1.1-6.4ºC間。若在此範圍最下端尚可接受，而上端就要人們利用閱讀科幻小說時的想像力來想像。
改變由於環境變化帶來的災難的受益雖非常大，若政策得當，改變過程的代價不會很龐大，可能會占全球經濟產出的1%。本刊認為，全球各國應支持這項活動。
各國同意認真解決環境變化帶來的問題只是朝著解決問題邁出的很小一步。解決環境變化的科技手段今天很成熟，且經濟負擔也不至於高到難以承擔。發達國家為挽救銀行體系甚至可拿出約占全球經濟產出的5%。因此，解決問題要比大多數人想像的更簡單和經濟。
但是，當前的問題是人類如何在分擔這筆代價上達成一致，既在各國間，也是在國內各行業間的分擔。由此帶來兩方面的挑戰。首先是各國領導人在哥本哈根要簽訂一份國際性協議。其次是各國要拿出以比當前更有效的政策來貫徹此協議，其中就包括制定可信的碳排放定價機制，且此確定的成本規模遠非如以上所說的1%那樣低。
哥本哈根峰會出現的爭議將集中在兩個方面：具體減排目標和相應的資金。發達國家已被要求制定出2020年前的減排目標。若全球環境溫度上升限制控制在僅比工業革命前高出2ºC，據IPCC的數據，發達國家到2020年時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的水平減少25-40%。富國公開提出的2020年減排量比1990年水平減少15%，而主要滯後的美國提出約為4%。發展中國家則被要求拿出各自限制排放的行動。世界最大排放國，中國承諾在2020年前將排放強度削減40-45%。美國對此並不滿意，認為此減排水平只是中國執行當前政策便可達到的目標。
在減排量分攤上，發達國家與其他國家都需妥協。考慮到美國減排立法議案仍擱置在參議院，奧巴馬總統提出具體排放數據的決定是相當有勇氣的。所以，具有一份有美國提出的具體減排數據的協議總比無任何協議要好。同樣中國提出的減排目標也不值得嘲笑。因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已引入了重大減排措施。
考慮到富國應對窮國遭受的環境變化帶來的傷害負主要責任，以及窮國無力承擔緩解傷害所需的大量投資的事實，無論從道義還是從實際上考慮，發達國家要承擔減排工作上所需的一些資金。但發展中國家不應提出以巨額的政府間轉移支付方式來籌集所需資金。資本市場在籌集資金上比政府更高效。發達國家應以補貼在窮國投資清潔能源的風險的方式，幫助這些資金從市場流向窮國的項目，而公眾資金只能用於推動眾多私人資本發揮作用的目的。
若此次峰會能達成一項減排協議，這還只是未來工作的開始。一份國際協議僅是朝著減排邁出的第一步。更困難的第二步，即在於締約國制定減排目標，以鼓勵工商業在清潔能源和加工方法上的投資，遏制加劇二氧化碳排放產品和加工上投資的方式建立起國內政策體系。
良好的政策框架應包括在市場無效的領域內所進行的監管。它還包括對各種尚不成熟的，有益於減排的科技的補貼。但這極大地有賴於政策制定者掌控的最有效工具，對碳排放的訂價機制。
對碳排放的定價，就是向工商界發出在清潔能源上投資的價格信號。它不像監管制度那樣涉及微觀管理行為。它也不會讓納稅人增加負擔，或要求政府挑選出需要進行補貼的具體企業。據美國的研究結果表明，採取碳排放定價的政策是任何其他政策效率的兩倍。
聚首於哥本哈根的國家領導人需要在環境問題上達成一致，即使落實的協議可能不完美。但這只是在開始實現未來目標。各國今後用於減排的政策需要比當前的更有效。這不僅對政治家的領導能力提出要求，而且還須得到選民支持，因為世界最終握在他們手中。
本期《商業週刊》封面文章認為，迪拜雖不得不為經濟發展道路上出現的嚴重問題付出沉重代價，但其開放型的發展模式吸引了大量外國投資和精英。它還成為周邊鄰國經濟發展的樣板。文章還認為，與新加坡一樣，迪拜在吸取經驗教訓後仍具有再次興旺的機會。
當迪拜上月末宣佈，政府控制的投資公司迪拜世界(DubaiWorld)在尋求重新制定償還260億美元債務中部份債務的時間表後全球市場出現暴跌。迪拜領導人的信用程度也遭遇嚴重損害。然而，整個事件的全部損失，是迪拜作為戰略要地內的重要經濟試驗這個事實。除去羞辱性的債務爆炸外，該地仍是海灣地區最活躍的工商業聚集地，是周邊鄰國發展的樣板。
在一個相當保守的地區內，周邊國家早就被穿在了石油工業繁榮和爆裂週期鏈上。迪拜獨闢蹊徑地創造了一個開放的，超越了能源業的多元化經濟體。美國蘭德公司的中東地區公共政策中心(RANDCenter for Middle East Public Policy)主任David Aaron認為，迪拜的例子表明，若成為了全球經濟的一部份，那麼這個地區就會成功。人們不必完全依賴石油。
人們不能否認迪拜將會因過度擴張而付出沉重代價。該地2003年成地區內首個將不動產市場向外國投資者開放的城市。它同時還創設了為購買不動產提供貸款的按揭業務。但寬鬆的監管制度引來了瘋狂的投機活動。不動產價格出現每年以兩位數增長，投資者以極低預付款買進了要命的物業，並快速拋掉。隨後出現的信貸危機，投資者外逃，開發商的現金出現枯竭。據巴克萊金融公司(BarclaysCapital)判斷，僅迪拜世界下屬的，開發標誌性建築的金棕櫚島的子公司Nakheel，約有80億美元貸款債務，另外還有130億美元的供應商的各種商業票據等負債。
迪拜領導人對此次債務問題處理不當。其債務問題至少在1年前就隱約顯現，但酋長穆罕默德•比•拉希德•阿爾•麥克圖(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Maktoum)在迎接這項挑戰時毫無所獲。直到今年10月，迪拜通過發行伊斯蘭債券才籌集到約20億美元新資金。在被記者追問是否有能力償還全部債務時，阿爾•麥克圖酋長稱，人們應對迪拜有信心。
此次迪拜出現的部份問題是，當它越向鄰國開放，其政治民主程度就越低。整個迪拜只由極少數幾個人掌控，他們的決策和地區的金融狀況很不透明。債務危機展現了這些問題。直到最近尚無人知曉迪拜究竟總計有多少債務，哪些與政府關聯的企業在危機中會得到迪拜官方的救助。曾一度抱有最佳期盼的投資者，在瞭解到迪拜可能無法履行其債務時受到極大驚嚇。巴克萊金融公司負責新興市場研究部門負責人MatthewVogel表示，為降低人們對風險程度的感覺，迪拜必須儘快變得更透明。
迪拜的摩天大樓和金棕櫚島雖不會消失，但過多開發項目必會暫停。有金融界人士認為，批評意見除了有助於推動迪拜變得更透明外，還有助於給該地在收緊監管和改善治理上增加壓力。
現在還很難做出迪拜已喪失了作為地區工商業中心地位的結論。阿布扎比、卡塔爾的多哈、甚至沙特首都利雅德都在吸引外資金融和其他工商企業上取得了一定成功。這些城市在不斷接觸外界資本的同時，有能力縮小與迪拜的基礎設施的差異。但沒有多少外國人願意在這些地方長期定居下來，而這些地方也不想見到更多外國人和當地人所不熟悉的辦事方式。
在迪拜危機處於非常嚴峻之時，其經濟發展模式的可生存性仍保持健康。對迪拜工商業服務的需求目前是在下跌，但若信貸危機緩解後它肯定會反彈。投資界人士認為，不應將迪拜排除在投資機會之外。它具有世界級的基礎設施，高品質人才庫，仍將是未來數十年的重要金融中心。可用作迪拜借鑒的新加坡，從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學到許多經驗，並再次以更強勁實力崛起。迪拜也一樣，現在有著從錯誤中學到教訓，並有重新獲得繁榮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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