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戰以來美國一直是國際金融體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國際貨幣,美國因此獲利甚多,但近來開始濫用其特權。美國從80年代起建立的現行賬戶赤字日益增長,這種情況本可以無止境的延續,因為亞洲小老虎們,開始以日本為首,後來是中國,願意支持這種赤字以加強自己的美元儲備。但是美國的家庭欠債過多使這一過程終止。房地產泡沫破滅後,美國的家庭發現自己承擔了過多的風險。銀行體系遭受極大損失,必須贏利才能擺脫困境。商用物業和杠杆式貸款收購(leveraged buyouts) 流血的時候還在後面。這些因素會繼續增加美國經濟的負擔,美國的消費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經濟的發動機。

而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有可能取代這個位置。中國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絕于金融危機之外。

對西方總的來說,尤其是美國,危機是內在因素引發的,導致了金融體系的崩潰。對中國來說,金融危機是來自外部的震動,影響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經濟制度並未受創傷。

中國已找到一種極有效的方法,能釋放和激發其人民渴望和獲取財富的創造性,能動力和創業精神,人民被允許可以去謀求自身的利益。同時,國家可以通過支持低估的貨幣和累積貿易差額,提取其勞力剩餘價值中相當可觀的一部分。因此中國很可能成為一個大贏家。

中國實行的不是民主制度,領導者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領導地位,必須避免社會動亂。所以要盡一切所能保持8%的經濟發展速度,並為不斷增長的勞動力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貿易差額使中國很強有力。中國可以通過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刺激國內經濟,而且可以通過對其貿易夥伴投資和提供信貸增加出口。事實上中國就是這樣做的,用買美國政府的鈔票資助對美國的出口。鑒於現在美國消費者不得不減少消費,中國可以發展和其他國家的關係。這樣在美國步履維艱地跛行時,中國會成為世界經濟積極的推動力。

當然中國的經濟規模比美國小得多,發動機小了,世界經濟前行的速度也會慢一些。但在這一局限之內,中美之間的地位正在發生結構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隨著積極能動的脈搏重新調整自己的位置。中國已經成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亞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這種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轉的 – 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 但在目前,這是全球政治經濟中最可預見的也是最重要的趨勢。中國正在帶動像巴西這樣的貿易夥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亞洲國家。印度以國內增長為基礎,發展的也不錯。

中國經濟政策的成功,不能被當成是理所當然的事。在中國內陸的基礎設施的投資也許產生不了能自給維持經濟增長的效益。在中國的體制下,新投資的回報一般很慢,因為投資的決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業因素決定的。前兩次,銀行信貸的寬鬆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貸款。這次可能會不同,因為權力在從地方轉向中央,地方銀行的官員不再受省的領導管轄; 但儘管如此也不能保證一定成功。再有,中國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國出了問題,全球的經濟就失去了發動機。因此可以確信中國會有相對的成功,但不能確保絕對成功。

我們所處的歷史時刻,在某種程度上與二次大戰結束時相似。那時主流體系已經崩潰,一個全新體系有待重建。在佈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會議上,戰勝國承擔起了這個任務。在凱恩斯勳爵理念的激勵下,他們創立了一個能包容全世界的體系,儘管作為同盟國之首,美國將凱恩斯的方案做了有利自身的修正。目前主導的,我們稱其為國際資本主義的多邊體制,還沒有徹底垮臺,但已受到重創;它內在弊病已經暴露,而且受到一個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戰 – 中國的崛起展現了一個與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根本不同的經濟組織形式。我們可稱之為 “國家資本主義”, 以區別於在華盛頓共識旗號下的“國際資本主義”。我們正處於一個時代的終點,但人們還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一點。

兩種經濟組織形式 – 國家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在互相競爭。兩者都缺乏吸引力。華盛頓共識已經失敗。目前形式的國際資本主義已被證明自身固有的不穩定性,因為缺乏足夠的監管。而且它極不公正,相對窮人窮國而言這個體制偏袒富人富國。

與此同時,建立在國家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國際體系,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已開始初露鋒芒,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殖民國家已經認識到自己過去的錯誤並力圖糾正時,中國在與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打交道時,又在重複這些殖民國家的錯誤。為了能接近這些自然資源,中國在與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打交道,而忽略了那裏的老百姓。這有助於壓迫性和腐敗的政體維持政權。這樣的結果不好,但中國不是唯一對此有責任的國家。中國一家公司想買美國石油公司優尼科 (Unocal) 時遭到拒絕。更近的,力拓礦業集團 (Rio Tinto) 反悔了將一部分股份賣給一家中國公司的交易。這促使中國與國際金融機構回避的一些國家進行交易,如緬甸、蘇丹、津巴布韋、剛果和安哥拉等。幾內亞是最近的一個例子。這種情況正在成為相當多摩擦的來源,對中國的根本利益並無好處,對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國視自己為受害者而不願意參加“採掘業透明度倡議”(EITI,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 這已成為該倡議能繼續成功的最大障礙。

在現行主流的多邊制力圖自身重建的同時,中國會在雙邊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當然中國也是這個多國體制的一部分,但它在其中的地位與它目前的國力不相稱;因此它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參與是比較消極的,其積極發展主要是通過雙邊渠道進行。例如,中國會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會推動特別提款權的使用。但中國不太會允許人民幣自由兌換,因為這樣會摧毀現有機制,即允許國家通過低估的貨幣從中國廉價的勞動力中受益。中國會繼續實行資本控制,但會與像巴西這樣的國家建立以人民幣為主的雙邊結算賬戶。這樣會削弱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但不是取代它。

綜上所述,世界面臨著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組織形式中進行選擇。這兩種組織可以稱之為國際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前者,以美國為代表,已經垮掉;後者,以中國為代表,正在興起。自然發展途徑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導致了國際金融體系逐漸瓦解,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而雙邊關係體制又容易造成國家之間的衝突。所以需要創造一個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則基礎上的新的多邊體制,它能符合美國和中國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個世界的最大利益。

儘管在監管制度改革上的國際合作,幾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實現,但是有可能通過整體重新安排,調整金融秩序的全盤交易來商定。20國集團作為國際合作的主要論壇,和在匹茲堡會議上採納的同行評審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步驟。但是20國集團必須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章程的範圍內運作,因為修改章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一個新的佈雷頓森林會議可以一舉完成很多任務。它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新構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國家之間的排序, 並且修改現行運作方法。會議也可以決定怎樣對待規模太大而不能讓其失敗的金融機構,以及考慮控制資本遊動的新規則。金融資本在國際範圍完全自由地遊動,已被證明是不穩定因素的一個來源,需要約束控制。

將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已造成了危險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擁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無其他貨幣可取而代之。現在總的趨勢是各種貨幣正在向黃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資產遷移。這樣是有害的,因為它將這些資產鎖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並且會煽起對通貨膨脹的恐懼。

美國不應該排斥更廣泛地使用特別提款權(SDR)。這可以使國際社會敦促中國放棄將其貨幣與美元掛鈎  也是減少國際不平衡最好的辦法。鑒於特別提款權是由數個國家的貨幣決定的,沒有哪一個貨幣享有不公平的優惠特權。

特別提款權中包括的貨幣範圍也必須擴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貨幣(包括人民幣),也許是不能完全自由兌換的。這樣,美元仍可能重新將自己樹立為更可取的儲備貨幣,其前提是美元是被慎重監管的。

特別提款權很大的優越性之一,是它允許國際性的創造貨幣。特別像現在這樣的時刻這種做法尤其有用,貨幣將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針對目前的情況這將是一個大的改進。這種機制允許不需要額外儲備的富國,將他們現成的份額轉讓給需要儲備的國家,這在小範圍上已經開始實行了。

如果我們想在解決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擴散等問題上也有進展的話,那麼對當前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調整,也許必須超越金融體系的範疇。可能需要聯合國,特別是安理會成員國的參與。

這一程序需要美國啟動,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應以平等的地位參與。他們是佈雷頓機構中不積極的成員,因為主宰這些機構的國家已不能主宰。新興國家應該參與新秩序的創造,以確保他們是這一新秩序的積極支持者。

美國為什麼應該動議改革自己曾經是主要受益者的體系?因為這一體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維持,美國如不帶頭對其進行改造,損失可能會更大。美國在布什執政期間已經失去了很多勢力和影響。如果沒有具有遠見的領導,美國的相對地位很可能繼續下滑。美國仍然可以對世界起領導作用。它不再能像布什政府企圖的那樣將其意志強加於人,但它可以領導一種共同的努力,不僅包括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這將以一種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樹立美國的領導作用。

既然中國會以贏家的身份從目前的混亂中脫穎而出,那中國為什麼應該接受一個新的多邊體制呢?答案同樣簡單。為了繼續
崛起,中國必須要讓世界其他國家接受它。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向更加開放的社會方向前進,將個人自由的擴大與法治相結合。鑒於目前軍事力量之間的關係,只有在和平的環境中中國才能繼續崛起,世界各國也才樂於接受中國的崛起。

為了能有一個和平的世界,美國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適當的位置更為重要。一個已經失去了政治和經濟主宰的衰落的超級大國,仍擁有軍事上的絕對優勢,是一種危險的混合。

如我已經指出的,美國的民主在陷入困境。金融危機使不喜歡面對嚴峻現實的美國人備受痛苦。奧巴馬總統採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稱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發生再次衰退,美國人會更容易受各種散佈恐懼心理和蠱惑人心的煽動。如果奧巴馬總統失敗,下一屆政府會強烈地試圖製造事端,轉移人們對國內問題的注意,這對世界將是非常危險的。

奧巴馬總統的思路正確,但他需要看得更遠。他相信國際合作,而不是像布什和切尼那樣信奉強權就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問題需要考慮,重建國際金融體制在他的日程上位置不高。他的一些經濟顧們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場假設論是正確的,除了一百年可能有一次不靈。倖存下來的金融機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競爭力,必將抵制會限制他們權力的系統性全面調整。目前缺乏的是一種普遍的認識,即體制已經崩潰,需要重建。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這些講座中闡明的有關金融市場的理論應該被更多的人接受,是如此重要。

中國領導人需要比奧巴馬總統更有遠見卓識。他們是在掌舵,而且如果要向更開放的社會邁進,他們必須放棄一些已有的特權。現在中國人還願意將個人的自由服從於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但可能不會永遠這樣。腐敗是一個大問題,中國需要法治,這樣公民可以批評政府,防止其濫用權力。

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國也需要成為一個更開放的社會。世界其他國家決不會讓個人的自由服從于中國的繁榮。隨著中國越來越成為世界的領導,它必須學會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國家的看法和意見。但是所有這些變化發生得太快,中國領導人還來不及調整自己。中國太習慣於認為自己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而看不到自己正在開始進入帝國主義的位置。這也正是為什麼它與非洲國家和自己的少數民族打交道有這麼多的麻煩和困難。希望中國的領導能夠承擔起歷史的重任。毫不誇張地說,世界的未來要看他們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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