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索羅斯的名著《金融煉金術》裡,有一段知名投資人保羅.都鐸.鐘斯(Paul T. Jones)為其寫的序。其中,鐘斯說:「索羅斯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九三年,以量子基金經理人的身分,創下歷史性的投資記錄,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裡,他獲利的機率是四億七千三百萬分之一。」 我不知道鐘斯是怎麼計算出這個數字的,但是量子基金的獲利情況,毫無疑問的,是有史以來的最佳記錄。如果你從一九六九年開始,在量子基金中投資一千美元,然後從不贖回,反覆投資的結果,那麼到了一九九五年的時候,你的一千美元已經成為了兩百萬美元。
2017年一開始,在1月5日就發生一件值得經濟學界反省的事情。這件事的的主角是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的首席經濟學家哈丹(Andrew Haldane),而他所談的題目是,「經濟學面臨極大的危機」。他在倫敦的一個政策執行單位,名稱就叫做「政府機構」發表的演講裡,提到了這個問題。他這麼說是因為,世界經濟學家菁英所組成的英國經濟學界,居然在2008年發生金融海嘯時,完全沒有料到這一場驚天動地,並且導致雷曼兄弟投資銀行倒閉的財經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