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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新聞週刊 (2009-03-17)
文/姜艾國(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中國國際金融學會理事)
唯上不唯實，本位主義盛行，深陷利益小圈子，是一些經濟學家經常挨駡的主因
最近幾年經濟學家挨駡的事例已不鮮見。有人將此現象歸結為精英階層與草根民眾間的情緒對立；有人把嘩眾取寵視作某些經濟學家挨駡的原因；還有些人認為，學者之所以在百姓眼裏被貶值為“磚家”，主要原因是理論與實踐脫節，是對財經實務和基層民情瞭解程度的不足。
以上幾種解釋都有一定依據，但筆者認為，一些經濟學人在百姓眼中貶值，主因不是知識不夠多、水準不夠高，而是實事求是作風的匱乏。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唯上不唯實，本位主義盛行，以及陷入一些小圈子、為利益集團所囿等。其中，三種現象值得關注。
其一，“抬轎派”的日益壯大。陳雲同志提出，要唯實不唯上，要堅持實事求是作風。實事求是不僅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巨大成果的可靠保證，也是社會科學界應當長期堅持的思想品德，但近些年來學者講真話的風氣卻較以前淡薄了。有些研究者習慣于揣摩領導的意思。只要上面已經作了決定或領導已經表了態，一些專家就會為此找理據，為此造勢，為此闡釋細節和意義。
甚至該決策的負面作用因形勢變化和時空轉換而越來越凸顯，“抬轎派”有時也會極力維護原有的觀點。以人民幣匯率為例，雖然2005年7月的匯率改革十分正確，但此後3年的漸進升值方式卻有弊有利，而且越到後來弊端越大。比如21%的升值幅度已非外向型企業所能承受；漸進升值產生非常明確和一邊倒的升值預期，導致熱錢大量湧入、國內流動性氾濫，國際收支、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規模不僅沒有因升值而減少，反而持續、急劇地膨脹等。但是國內相當部分專家一直一邊倒地宣傳人民幣升值的種種好處。
除匯率問題外，在對未來經濟形勢的判斷上，抬轎派也表現得比較明顯。早在2008年4～7月份，國內經濟形勢已經出現逆轉，國內企業的日子已很艱難。但“抬轎派”卻習慣於報喜不報憂，把經濟增速下滑作為某種調控的成績來宣揚。
每個人觀察問題的視角不同，每項政策總是有利有弊，每樣決策總得接受形勢變化的挑戰。當時易勢移的時候，當發現問題已經存在的時候，有責任心和愛國的研究者應該站出來說真話、講實情。溫家寶總理曾說，“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廣宇。”其意就在勉勵學者要堅持唯實不唯上的思想作風，期待學者敢於指出政策的不足之處、善於為中央提供不同視角的政策建議。
其二，利益集團對經濟學界的不斷滲透。比如，黃光裕明明涉嫌洗錢、造市、侵吞銀行貸款等多種嚴重性質的犯罪，有些學者卻有意無意地提倡豁免民營企業家的原罪，有的甚至公然在國內外媒體上為黃喊冤；明明我國大中城市的房價收入比已普遍超過10倍，高價房已成為積累金融風險、影響社會和諧、削弱基層民眾消費潛力的負面因素，卻偏偏有一些學者不斷為高房價辯護；明明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是美國政府的國策之一，在持有大量人民幣資產的歐美金融機構任職的經濟學家卻一邊倒地為升值政策唱讚歌。
這些案例說明，隨著商業化和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一些學者確實已為“錢途”所困，淪為國內外利益集團的“御用”專家。
按照筆者的觀察，學者為利益集團服務大致可分為如下幾種類型：
第一種是歐美大企業、大銀行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高薪聘用一些經濟學家，試圖利用其市場地位來影響政府決策；
第二種是外國機構和外國基金會在中國境內出錢資助經濟研究機構，使其成為影響社會輿論的重要工具；
第三種是國內某些企業明裏暗裏“團結”部分學者，使其成為本企業或本行業的代言人；
第四種是學者本身在該行業或該市場(比如股市)有巨大利益，為維護自身利益不得不借“著名專家”的地位來影響政府決策；
第五種是個別領導幹部親自帶研究生，迅速提拔嫡傳弟子，以致他們的門徒大都身居要職，在政治和學術上形成一個相互維權、相互“抬轎”的“小圈子”。最後一種情況不僅影響招聘和晉升的公平性，還會助長學術腐敗，並成為派系紛爭的源頭之一。
其三，學風中本位主義問題嚴重。一些機關下屬研究機構的研究者，幾乎都受到觀點和政策建議須與所在單位一致的“內部紀律”約束。雖然這些機構的許多研究報告都很有深度，但在涉及主管單位所轄職能、許可權、政績和存在問題等方面，研究者大都會取用相對有利於本部門或本級政府的論點和論據。
如果部門之間存在利益衝突，在從屬不同的研究機構之間，觀點相左的可能性就會更大一些。在日常的學術交往中，筆者有時就會聽到某些研究員被領導批評為“拿本單位工資、不為本單位說話”的資訊。在有關宏觀調控的方向爭論很激烈的時候，有些部門甚至在基層調研時，給被調查對象發出“請正面評價某某政策積極作用”的標題。如此調研、如此研究，某些經濟學家挨駡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瞭望》2009年第11期
文/姜艾國(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中國國際金融學會理事)
唯上不唯實，本位主義盛行，深陷利益小圈子，是一些經濟學家經常挨駡的主因
最近幾年經濟學家挨駡的事例已不鮮見。有人將此現象歸結為精英階層與草根民眾間的情緒對立；有人把嘩眾取寵視作某些經濟學家挨駡的原因；還有些人認為，學者之所以在百姓眼裏被貶值為“磚家”，主要原因是理論與實踐脫節，是對財經實務和基層民情瞭解程度的不足。
以上幾種解釋都有一定依據，但筆者認為，一些經濟學人在百姓眼中貶值，主因不是知識不夠多、水準不夠高，而是實事求是作風的匱乏。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唯上不唯實，本位主義盛行，以及陷入一些小圈子、為利益集團所囿等。其中，三種現象值得關注。
其一，“抬轎派”的日益壯大。陳雲同志提出，要唯實不唯上，要堅持實事求是作風。實事求是不僅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巨大成果的可靠保證，也是社會科學界應當長期堅持的思想品德，但近些年來學者講真話的風氣卻較以前淡薄了。有些研究者習慣于揣摩領導的意思。只要上面已經作了決定或領導已經表了態，一些專家就會為此找理據，為此造勢，為此闡釋細節和意義。
甚至該決策的負面作用因形勢變化和時空轉換而越來越凸顯，“抬轎派”有時也會極力維護原有的觀點。以人民幣匯率為例，雖然2005年7月的匯率改革十分正確，但此後3年的漸進升值方式卻有弊有利，而且越到後來弊端越大。比如21%的升值幅度已非外向型企業所能承受；漸進升值產生非常明確和一邊倒的升值預期，導致熱錢大量湧入、國內流動性氾濫，國際收支、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規模不僅沒有因升值而減少，反而持續、急劇地膨脹等。但是國內相當部分專家一直一邊倒地宣傳人民幣升值的種種好處。
除匯率問題外，在對未來經濟形勢的判斷上，抬轎派也表現得比較明顯。早在2008年4～7月份，國內經濟形勢已經出現逆轉，國內企業的日子已很艱難。但“抬轎派”卻習慣於報喜不報憂，把經濟增速下滑作為某種調控的成績來宣揚。
每個人觀察問題的視角不同，每項政策總是有利有弊，每樣決策總得接受形勢變化的挑戰。當時易勢移的時候，當發現問題已經存在的時候，有責任心和愛國的研究者應該站出來說真話、講實情。溫家寶總理曾說，“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廣宇。”其意就在勉勵學者要堅持唯實不唯上的思想作風，期待學者敢於指出政策的不足之處、善於為中央提供不同視角的政策建議。
其二，利益集團對經濟學界的不斷滲透。比如，黃光裕明明涉嫌洗錢、造市、侵吞銀行貸款等多種嚴重性質的犯罪，有些學者卻有意無意地提倡豁免民營企業家的原罪，有的甚至公然在國內外媒體上為黃喊冤；明明我國大中城市的房價收入比已普遍超過10倍，高價房已成為積累金融風險、影響社會和諧、削弱基層民眾消費潛力的負面因素，卻偏偏有一些學者不斷為高房價辯護；明明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是美國政府的國策之一，在持有大量人民幣資產的歐美金融機構任職的經濟學家卻一邊倒地為升值政策唱讚歌。
這些案例說明，隨著商業化和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一些學者確實已為“錢途”所困，淪為國內外利益集團的“御用”專家。
按照筆者的觀察，學者為利益集團服務大致可分為如下幾種類型：
第一種是歐美大企業、大銀行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高薪聘用一些經濟學家，試圖利用其市場地位來影響政府決策；
第二種是外國機構和外國基金會在中國境內出錢資助經濟研究機構，使其成為影響社會輿論的重要工具；
第三種是國內某些企業明裏暗裏“團結”部分學者，使其成為本企業或本行業的代言人；
第四種是學者本身在該行業或該市場(比如股市)有巨大利益，為維護自身利益不得不借“著名專家”的地位來影響政府決策；
第五種是個別領導幹部親自帶研究生，迅速提拔嫡傳弟子，以致他們的門徒大都身居要職，在政治和學術上形成一個相互維權、相互“抬轎”的“小圈子”。最後一種情況不僅影響招聘和晉升的公平性，還會助長學術腐敗，並成為派系紛爭的源頭之一。
其三，學風中本位主義問題嚴重。一些機關下屬研究機構的研究者，幾乎都受到觀點和政策建議須與所在單位一致的“內部紀律”約束。雖然這些機構的許多研究報告都很有深度，但在涉及主管單位所轄職能、許可權、政績和存在問題等方面，研究者大都會取用相對有利於本部門或本級政府的論點和論據。
如果部門之間存在利益衝突，在從屬不同的研究機構之間，觀點相左的可能性就會更大一些。在日常的學術交往中，筆者有時就會聽到某些研究員被領導批評為“拿本單位工資、不為本單位說話”的資訊。在有關宏觀調控的方向爭論很激烈的時候，有些部門甚至在基層調研時，給被調查對象發出“請正面評價某某政策積極作用”的標題。如此調研、如此研究，某些經濟學家挨駡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瞭望》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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