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英國首相卡梅倫、美國第二富豪巴菲特和IMF總裁多明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這些政要和富翁，除了名聲和影響力大之外，在其他方面並無相同之處。然而，此處恰恰表明全球對不公平現象(inequality)的廣泛關注，中、英、IMF領導人和美國富豪全都公開和高調地對富有者和其他階層間的差異繼續擴大的危險表示擔憂。
胡錦濤主席把縮小收入差距，特別是城市頂層和農村貧困人口間的收入差距作為他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心任務。卡梅倫先生也表示，以有品質生活的絕大多數指標衡量，不平等的社會更糟糕。巴菲特先生已成為主張提高遺產繼承稅的不懈鬥士，他認為，若不採取這種政策，美國將有變為根深蒂固的，由富豪統治國家的風險。卡恩提出了全球新型增長模式，聲稱正在擴大的收入差距會威脅到社會和經濟的穩定。許多其他重要人物看來都贊同這些觀點。由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完成的最新調查結果表明，其成員國都認為持續擴大的經濟差距是今後10年的兩大主要全球風險。各國政要和經濟人物將於26日在達沃斯出席論壇的年度聚會。
有關不公平的討論不是個新鮮話題。但在倍受譴責的華爾街貪婪者造成的金融危機之後，最富有者們率先獲取大幅收益，並讓窮困者遭受最沉重打擊的削減公共開支之前，這種討論的基調已在改變。各國制定政策層在前20年普遍認為，確保社會底層生活逐步改善比不公平本身更重要。這種看法一度曾是達沃斯聚會的主基調。卡梅倫先生的前任，前首相布雷爾對此的態度最顯眼。據稱，他領導的新工党對足球運動員貝克漢姆能獲得以百萬英鎊計的收入毫不介意，只要兒童貧困現象能減少。
目前的焦點集中在不公平本身，以及附帶的危害性後果。有一派以《社會平等更佳(The Spirit Level)》一書為代表的學者認為，收入差距很大的國家，在從謀殺率到人均壽命的各項社會進步指標上都表現的很糟糕。該書在英國引起很大反響。第二種觀點著重於收入差距造成的嚴重宏觀經濟後果。一些著名經濟學者甚至推斷，不公平是造成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源。因政治人物以鼓勵窮人能得到更多貸款的方式，努力縮小貧富間持續擴大的財富差距。第三種看法認為，不公平讓政治墮落，華爾街的影響力常被視為是富豪精英們陰暗勢力的一種展示。
若以上觀點正確，很有可能會出臺一些相當有力度的調整措施，特別是針對再分配上的更有效措施。大多數近期有關持續擴大的不公平現象的激烈爭論，事實上源自缺乏系統性的思考。以往達沃斯年會上形成的提高經濟增長和與貧困作鬥爭的一致看法仍應是制定未來良好政策的最佳宗旨。政策制定者們不應只是一味地抨擊不公平本身，而應更好地解決市場機制扭曲問題，因其才是阻礙經濟增長，形成絕大多數惱人的巨大收入差距的真正根源。
就不公平問題本身而言，因窮國發展的速度更快，全球性貧富差距實際上在縮小。處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各國間同樣也不存在一成不變的趨勢。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世上最不公平的拉美各國社會正逐漸走向平等，各國政府以提高增長和調整可改善社會保障的公共開支，而非一味增加富人稅收的方式來努力增加窮人的收入。
在美國，甚至在一向強調公平的德國等一些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但是，造成各國這一現象的原因各不相同。造成中國這一現象加劇的原因與限制城鎮間人口遷徙的戶口制度有關，隨著農村勞動力越來越短缺，這在一定程度上讓不公平達到頂點。美國的收入不公平因1980年代的窮人收入增長遠落後於中產階層而急速擴大。這種現象近期表現突出，主要因僅占1%的最高收入層，特別是金融從業者的收入大幅上升所致。眾多美國人認為自己的生活標準停滯不前，而他們大多數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並無明顯變化。
不公平和形成它的各種負面因素間的聯繫常表現的不明顯。例如，《社會平等更佳》一書中的一些現象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扭曲，即剔出應受到指責的槍支管理，而非不公平造成的美國高謀殺率，或因飲食習慣，而非不公平形成的日本人口長壽，以及富裕社會人口的健康狀況下降這些因素。至於不公平與金融危機間的模糊聯繫，表現的時機也顯得詭譎：美國窮人在1980年代被拋在了後面，而信貸泡沫卻在20多年後才發酵。
以上細微差異表明，政策制定者無需對不公平本身煩惱，而需對其產生的具體原因做差異化甄別，集中精力解決增加社會靈活性的問題。全球性的市場，會對位於各自從事業務頂端的作家、律師或基金經理人帶來更大收益。現代科技只會讓各類有技能者受益。這些變化自身又常常會通過一些社會現象得到進一步增強。例如，受過良好教育的男性往往與受過同等教育的女性成婚。所有這些現象產生的結果是各國精英層的影響在持續增加。
但是，經常還會有一些制約競爭，以犧牲增長和公平而讓內幕人受益的扭曲了的規則和制度。顯而易見的規則是中國限制人口遷徙的制度造成了窮困者總呆在農村；美國不很明顯的制度扭曲是強大的教師工會在阻礙窮人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更有甚者是鼓勵銀行家利用"規模太大而不能倒閉('too big to fail')"的制度，他們在膽大妄為地冒險，而讓公眾為其瘋狂負責。這些都是原因各不相同的問題，但它們都導致更大的不公平，更少的發展機會和更低的增長速度。
其實，解決不公平和增加社會靈活性的正確方法很明顯。首先，政府需傾力解決提高中低層，而非制約高層收入的問題，即加大在教育領域投資，消除接受教育的障礙，擯棄阻礙超前發展的能力，和阻礙重新調整對最需要幫助人群的政府開支的制度。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富裕國家解決這些問題的緊迫感更強些，而一些國家的前景看起來不明朗，有些甚至在倒退。其次，政府應放棄一些有益於特定行業和內幕者的畸形制度和補貼。強迫銀行保有更高資本金和讓其為隱含的政府安全保障制度付出代價，是削減華爾街肥貓們特權的最好辦法。一些新興經濟體應對壟斷性行業採取更嚴格措施，恢復降低全球貿易障礙的承諾，因為沒有比自由商業活動更好的提高競爭和降低社會障礙的方法。
以上改革不會縮小所有收入差異，而技能和智力會在更自由的世界中獲得回報，況且在一些情況下回報會高得驚人。改革應直接針對收入差異中危害性最大、最不公平的部份，讓更多人有發展自己的機會。改革同樣會提高增長速度，讓世界經濟更穩定。如果參加達沃斯年會的精英們還對富裕和其他國家間的差異尚存憂慮的話，那麼，這就是精英們應遵循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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