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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銀行經營絕非市場經濟制度下的自然選擇。在其他因素影響下,銀行業數十年來重複著”非適者生存”的規律。華爾街和倫敦城之所以能夠在如此嚴峻的金融海嘯中生存下來,主要得益於政府支持。不過,現在是給他們斷奶的時候了。

  發達國家在歷經20年的擴張和放鬆管制,以及前所未有的最大金融牛市後,各國眾多銀行處於危險的資本金不足的局面。政府被迫紛紛介入,向銀行提供資本金、貸款和擔保。這些國家和地區政府提供的資助占到了這些國家和地區GDP的六分之一。

  美國經濟在1929年的大蕭條中萎縮了25%,失業率上升至驚人的25%。但銀行在整個蕭條期受到呵護,政府調用大量公共資金支援銀行,這使經濟危局影響極大地減小。然而,衰退帶來的影響仍極度痛苦,它必然引發公眾對金融業的極度憤怒。

  金融業新近銀行排名掩蓋著金融體系本身缺乏深層次的改變。除雷曼兄弟垮臺外,尚無其他金融機構破產(在無外部支持下,它們應破產)。正是由於政府的挽救,現今大銀行都被冠以適用"非適者生存"的規律。

  的確,進一步看,金融企業規模實際上從未縮得更小。以企業現持有的資產結構,並可能使它們面臨最大經營虧損的統計看,它們在總體上面臨著更高風險。它們當今的總資產負債仍比2005年中期水準高出40%。而再次向高階主管發放高額獎金的愚蠢決定,讓所有這些問題被擴大至令公眾憤怒不已。

  向高階主管發放獎金只是問題的現象,而非問題的本質。這些高階主管的確給金融體系造成了損害。在雷曼兄弟公司倒臺前1年,總共向高階主管和員工發放51億美元的獎金,約等於公司垮臺前核心資本金的三分之一。無獨有偶,摩根士丹利在上一季度經營幾乎虧損情形下,仍承諾大筆派發獎金。此行為在其他行業中必定會給股東帶來巨大風險。然而,金融業的風險是要所有人承擔的風險,因銀行直接或間接地依賴於納稅人的支持。

  這種支援的規模巨大。它們僅從央行獲得貸款和政府對銀行債務的擔保,總計高達2.7萬億美元。作為一個幾乎是無限接受廉價公共資金的私人行業,金融業自然也就有了盡可能擴大規模的衝動。只有改變這套古怪體系背後的一些假設,包括薪酬和陳腐行業文化在內的東西也才會隨之發生變化。

  取消政府明顯和直接的承諾相對簡單。然而,未來銀行出問題還會獲得政府挽救的假設仍在人們頭腦中揮之不去。這是問題的核心。兩個措施有可能解決此問題:即更謹慎地監管銀行,讓其更安全地經營,以及努力減少對銀行的擔保暗示。

  經濟活動中的興衰不會消失,因此凸顯了銀行所依賴的吸收虧損的資本金的重要性。巴塞爾協議締約各國的監管者正在尋求提高核心資本率,並改善銀行核心資本質地。監管者應提高監管能力,要協調各方努力來降低政府會繼續挽救銀行的暗示。

  另一可供選擇的辦法是訂立生預囑(living wills)。它可迫使銀行為自己的破產做好準備,它也應能讓保護存款人利益,制約貸款者,而不是納稅人更加容易。要強迫銀行以一部份混合次級債務方式融資(從未出現過政府擔保)。其融資成本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對銀行經營風險更加敏感。

  另外,人們還應明白的是,銀行業並非是一個純粹自然選擇的行業。隨著直接明顯或隱含形式的擔保被撤除,而不是增加越來越多監管制度,銀行自律的希望會逐漸增加。它們應完全承擔自己經營的成果,讓那些疲弱而又膽大的銀行在重壓下被迫收縮經營,讓它們以自己的實力,而不是納稅人的慷慨來決定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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